今天，当我们诵读元代散曲家张养浩的《山坡羊未央怀古》时，思绪仿佛穿越了历史长河，回到了两千多年前的汉长安城。三杰当日，俱曾此地，殷勤纳谏论兴废。见遗基，怎不伤悲！山河犹带英雄气，试上最高处闲坐地。东，也在图画里。西，也在图画里。
说起汉长安城遗址，很多人都会联想到汉城湖遗址公园，其实汉城湖遗址公园仅仅是汉长安城遗址公园的百分之一。秋日的一天，笔者来到了汉长安城遗址公园，寻访园内的天禄阁遗址。
汉未央宫前殿遗址北约六七百米处，天禄阁遗址就在此地。
天禄阁是一座高台殿阁建筑，原阁规模宏大，但经过两千多年来的历史风烟，现在的天禄阁只留下一片光秃秃的台基，台上原为后人为纪念刘向而修建的刘向祠。西汉初年，长安作为统治阶级的国都开始设计修建时，丞相萧何就在未央宫中主持修建了天禄阁和石渠阁。西汉初继续推行秦代的挟书之律（规定民间不许藏书的禁令）。汉惠帝时，为收集和整理图书，废除挟书之律。
汉武帝更积极地收集整理书籍，命令丞相公孙弘广开献书之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汉成帝时又派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并分类整理。经过几代帝王的努力，秦末散佚的图书又被发掘和整理出来，集中到长安的书籍共有596家，13269卷，藏于天禄阁和石渠阁。后来司马迁就是参考这些书，写成了50多万字的不朽巨著《史记》。西汉的著名学者杨雄、刘向、刘歆等都曾在天禄阁校对书籍。
登上天禄阁，站在刘向祠向西望去，绿草如茵，树木葱茏。一座土丘与天禄阁成一条直线，东西相对而立，间距52米，那就是深藏闺中的石渠阁。据《三辅黄图》记载石渠阁，萧何造，其下礲石为渠以导水，若今御沟，因为阁名。
所藏入关所得秦之图籍；至于成帝，又于此藏秘书焉。天禄阁，藏典籍之所。《汉宫殿疏》云：天禄麒麟阁，萧何造，以藏秘书，处贤才也。刘向于成帝之末，校书天禄阁，专精覃思至子歆，从授其术。天禄阁与石渠阁同为汉宫御用藏书典籍和开展学术活动的地方，五经博士经常奉召在这里阐述各自的观点，蔚为争鸣之风，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国家图书馆和档案馆。
石渠阁是萧何为收藏保管从咸阳收集的秦朝档案典籍而在都城长安修建的专门的档案收藏机构，由于这些档案典籍（包括秦王朝的律令、图籍等）非常重要，所以萧何在建造石渠阁时注意到了保管档案的特定要求，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
石渠阁和天禄、麒麟、仁寿诸阁一样，都为木结构的楼阁式建筑。阁，是我国传统楼房建筑的一种。其特点是四周设槅扇或栏杆回廊，尤以藏经阁和藏书阁为最多。这种木质结构的楼阁式建筑便于通风，有利于防止档案受潮霉烂，又因为木质材料的导热导湿系数小，本身又有较大的热、湿容量，吸温湿的能力较强，外界的温湿度变化不会很快影响到阁库中的档案，所以其防潮隔热性能比较好。
石渠阁周围用磨制的石块筑成渠，渠中导入引自未央宫西南的沧池之水围绕阁的四周，和皇宫外的御沟相似。这样使其与外界基本隔绝，不仅避免了外界火种的侵入，就是一旦库房失火也可以迅速取渠中之水灭火；御沟式建筑还使得其他人和外界生物不能轻易闯入，防止其遭到破坏和盗窃。石渠阁这种构造特点成为后世档案库房建筑的一种传统模式，但是木质结构易失火，且易长虫，所以现代档案馆库建筑已不采用。
千百年来，天禄阁与石渠阁相互守望，默默地注视着这座古老的城市、这片田野和土地，它们经历了战火、屠戮与兵祸。当年气势如虹的建筑或在风雨里倾圮，或在火光中倒塌，盛衰更替，残砖断瓦及当年的一切，都已悄然入土。唯一留给后人的是笔耕不缀的历史篇章。
《史记》，这部司马迁用生命写成的闪耀着光辉的伟大著作，在今天的我们看来，依然那么沉重而富有使命感。在我国古代，档案工作与史学研究工作不可分，且有利用档案史料编纂史学著作的优良传统。
西汉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编纂的历史巨著《史记》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司马迁出身于史官门第，自幼就接触到各种档案典籍，他父亲死后，司马迁继承父业，任太史令，掌管西汉中央政府的档案典籍，正是在这样的有利条件下，司马迁以丰富的档案典籍为依据，先后经过十多年的艰苦、辛勤劳作，终于完成了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
《史记》记述了上自传说中的黄帝，下至汉武帝时期3000多年的历史，凡有关历代制度、经济、天文、地理、历法、音乐、水利以及事件、人物、民族等方面的内容尽收其中，堪称是当时的一部百科全书。司马迁秉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目的，开创了史学方法上全新的体例。司马迁编纂《史记》，为我国档案利用工作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