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关于档案工作的议题被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多有提及，《中国档案报》做了连续跟踪报道，原汁原味摘编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议案、提案和建议，加上其他媒体和网络的传播，全社会对于档案的关注度前所未有。笔者读罢久久不能平静，犹如桃源中人突然面对一面巨镜，多角度、全方位看到了一个多面的自己。关于社会上一些对档案工作公众形象的述评，作为从业多年的档案人心存不平。社会将档案供求失衡的责任归结为档案部门供给乏力，令人如坐针毡，又有口难言。敢问路在何方？档案工作，需要从供给侧发力。
代表委员们对档案工作的需求林林总总，有些是我们正在做的，有些是从来没有想过要去做的，还有些压根就不认为在档案部门的责任范围。总之，是一场实实在在的头脑风暴，提醒我们档案部门同样也有供给侧改革的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供给侧结构改革并不单单指向经济领域，还包括社会公共服务领域。特别是公共服务领域，社会需求越来越呈现多样化、个性化、复杂化，任何部门、任何行业都不可能躲进小楼成一统，档案行业也是如此。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们直言不讳的建言，倘若撇开具体的事由，其焦点聚集在两大问题上。
一是档案部门如何顺应社会发展变化，主动在供给侧发力，主动为社会和公民提供什么样的服务？二是各级档案馆衙门式的等候服务亟须改变，档案行政部门面对各种各样的档案需求将有哪些作为？这两大问题明明白白摆在了我们面前，如果要给出好答案，唯有主动在供给侧发力。
民生档案，一个我们曾经引以为荣的好命题，从概念确立和具体实践，才十几年的时间,已经被社会所公认，是供给侧发力的好案例。但是实际状况也不太乐观，由于民生档案资源归属流向机制尚未完全建立，各级档案馆馆藏民生档案资源有限，谁也不敢保证查阅百分之百成功，导致有相当比例的查档者未能如愿。
这样的状态显然不能说是充足的供给，只能说是勉强达到合格线。健康档案、残疾人档案、扶贫档案、外来人口档案、社区档案、农村档案等等，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眼里，是应该做而没有做好的事。档案部门面对建议也好、面对诘问也好，没有任何借口，也没有理由推诿，只有立即行动起来，举一反三，从供给侧发力，来个理念转换、机制创新、工作改进，以业绩给予回应。避免两会年年开、建议年年提、还是旧模样的现象在我们身上重演。
再来看看舆论对于档案供给的诟病，大多集中在高端供给不足。细加分析，我们很快发现，档案馆的各种规定较多是一个原因，诘疑的专家学者囿于其专业、领域对档案工作不了解也是一个原因，各类档案馆服务重点不同是一个原因，业内对于高端供给研究不足也是一个原因。归结为一点，除了外部的知晓度不高，主要在于对各种档案需求缺乏对象、领域和内容的细分，笼而统之，以不变应万变，如此焉能不招来诟病。
明白了短板在何处，对于这样那样的不满意，应该不难应对和解决。当务之急的是，深入研究经济社会发展新常态下档案需求的新变化，分析不同层级的档案馆所面对的服务对象，以及这些服务对象的不同需求，避免眉毛胡子一把抓，犯形而上学、主观主义的错误。具体来说，专家学者、基层组织、普通百姓的档案需求是不一样的，我们的任务是区别不同情况，提供充分供给。面对各种档案需求，如何从供给侧发力？路径有三：
第一，改造落后供给，提高供给质量；
第二，创新供给内容，释放新需求；
第三，增加公共产品供给。
恩格斯说过：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借用到档案工作上，我们是不是可以说，档案工作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走近人们心灵的一步。创造丰富的档案供给，发挥档案的独特作用，满足社会的档案需求，不仅决定机构和公民的社会责任、自身价值和生活幸福，也影响着一座城市、一个地方、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准和文明程度。
从这个角度说，社会的档案需求越是超乎想象，档案工作的责任就越重、施展的空间就越大。档案部门应从供给侧发力，创造更多、更好的档案公共产品，满足社会档案需求，在更高的平台、更大的空间展现档案工作的魅力和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