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老之一张元济
1947年的中国，四处弥漫着内战的硝烟。国民政府在军事上连吃败仗，经济上也逐渐陷入困境，生产萎缩，市场萧条，物价不断上涨。人民群众反饥饿、反内战的呼声日益高涨。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北平、南京、上海等地工人和学生抗议示威活动此起彼伏，声势浩大。越来越多的社会知名人士也加入其中，发出自己的声音。
国民党暴力镇压学潮
1947年5月20日，集合在南京的宁、沪、苏、杭的6000多名学生向国民政府请愿，在珠江路口与军警抢夺水龙头时的场景。
1947年5月，中共中央上海局根据中央关于群众运动的指示，决定利用纪念五四运动的机会，将各校分散进行的斗争逐步汇合起来。刘晓、刘长胜、沙文汉等中共中央上海局领导一致认为：此时在南京、上海、北平等大城市发动一次震惊中外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将群众斗争推向新高潮的时机已经成熟。在各地党组织的统一领导下，南方和北方的多所大学都积极行动起来，准备组织一场统一的抗议活动。
5月15日，南京各大专院校的学生3000余人走上街头，在向饥饿宣战！向制造饥饿的人宣战！的口号声中，云集到国民政府教育部门前请愿。面对汹涌的学潮，国民政府采取高压措施，紧急颁布《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严禁10人以上的请愿和一切罢工、罢课、游行示威。
但学生们并未退缩，南京、上海、北平等地各院校学生都于5月20日举行了游行。其中，集合在南京的宁、沪、苏、杭的6000多名学生向国民政府请愿，提出增加全国教育经费等5项要求。学生们高唱着《团结就是力量》，一路高呼口号向前进发。当天恰逢国民参政会开幕，国民政府早已布下重兵、严阵以待。当游行队伍到达珠江路口时。军警突然发动袭击，制造了极大的混乱。当场受伤的学生达104人，重伤19人，被捕28人，这就是震惊全国的五二○血案。
五二○血案发生后，国民政府并未停下迫害学生的脚步。在北平、天津、上海等地举行的声援活动也都有特务、军警的干扰，学生们遭到毒打和逮捕。
面对敌人的进攻，中共中央上海局在五二○血案发生当晚就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决定要更广泛地发动学生、群众，以更充分的组织和更有力的抗议向当局发起反击，号召各地爱国学生进行总罢课；同时也要广泛争取社会各界特别是知名爱国民主人士的力量，以各种形式支持和声援学生运动。
各界名家声援学生
1947年5月20日，北平各院校和部分中学的1.5万人上街游行。
五二○血案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各界人士纷纷起来声援。从5月21日起，教育、文化、工商各界和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等民主党派接连集会，强烈谴责国民党当局的野蛮行径，要求释放被捕学生。一个月内，在报刊上发表署名文章，声援爱国学生的教授、作家、知名社会人士就达到400余人，参与营救学生工作的律师和有关团体负责人等也有200余人，形成了强大的社会舆论浪潮。
在这股声援和抗议的浪潮里，上海各大学民主教授联谊会是其中一支十分活跃的力量。中共中央上海局通过这一组织发动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等学府的著名教授举行罢教或联名发表书面意见，谴责国民政府，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其中，由陈叔通、张元济、李拔可、唐文治、张乾若、叶景葵、胡藻青、项兰生、陈汉弟和钱自严，10人联名上书时任上海市市长吴国桢、淞沪警备司令宣铁吾的事件引起轰动。
这份上书是由陈叔通起草，内称：夫学潮有远因，有近因，远因至为复杂，姑置不论，近因则不过是学校以内问题，亦有因生活高涨，痛齿切肤。而推源于内战，此要为尽所同情，政府不知自责，而调兵派警，如临大敌。更有非兵非警参与其间，忽而殴打，忽而逮捕学生亦人民也，人民犯罪有法庭在。不出于此，而于法外任意处置，是政府先已违法，何以临民？并提出将逮捕学生速行释放，由各自学校自行开导的要求。
当时上海《大公报》以《十老上书》为题对此事进行了报道。
上书事件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这10位都是社会名流与大家，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与号召力。10位都已是耄耋之年，德高望重的老者说话更有分量。如今，连这些本该安享晚年的老人们都愤然而起，为学生们说话，其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可想而知。
吴国桢、宣铁吾等对此大为恼火，但慑于他们年高德劭，在社会上有很高声望，吴、宣二人不敢妄动，便想采取茶话会形式请他们去谈话，但都被拒绝。最终，国民党当局迫于舆论压力，不得不释放全部被捕学生。
十老上书反映了国民政府失道寡助、陷入孤立无援的窘境，也说明各界爱国民主人士对学生运动的普遍同情与支持。10位老人里，论威望和资历最高者，当推商务印书馆原董事长张元济。
张元济时年80岁，从商务印书馆退休多年。抗战期间，他不与日本侵略者合作，蛰居沪上以鬻书卖字糊口。好不容易盼来上海光复、抗战胜利，但随之而来的却是国内战争不断升级，和平恢复无望的严峻局面。居高不下的军费开支引发巨大的财政赤字，进而导致恶性通货膨胀，使得包括商务印书馆在内的许多民族企业继续陷于困境，无法重获生机。原本早已对外宣称身在江湖的老人再也无法安心。一直谨慎避免参与政治的张元济，能够和另外9位长者一起，一反常态地打破沉默，公开对国民政府提出批评，可知他们心里对于当局的不满已到了怎样的地步！
1952年9月，陈叔通在北京向有关部门汇报了当年十老上书一事，提请中共中央妥善安置这些老者。中央有关部门向教育部部长马叙伦深入了解此事。随后，马叙伦写了一份材料，发函送达上海。除已故的陈汉弟、叶景葵、李拔可，在上海的张元济等6人、在北京的陈叔通都得到妥善安置。
